讀蘇軾《樂全先生文集敘》

輯名臣之文，報知遇之恩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——讀蘇軾《樂全先生文集敘》

      蘇軾落筆便以孔融、諸葛亮為標杆，為張方平的文德雙馨搭建起清晰的參照框架。孔融雖“功烈不見於世”，但其《論盛孝章書》中“英偉豪傑之氣”躍然紙上，盡顯烈丈夫風骨；諸葛亮雖不標榜文章，《出師表》卻以“簡而盡、直而不肆”的筆力，將“開物成務”的治世智慧與“綜練名實”的務實精神熔鑄其中，其格局之宏大，足以與《伊訓》《說命》等聖賢典籍相呼應。

      蘇軾曾憾恨二人文集未能得見全貌，這份遺憾恰成為張方平登場的鋪墊。當他稱張方平“其庶幾乎”時，實則是將張方平置於“兼融孔融之剛直、諸葛亮之忠正”的高度，暗喻其為當代兼具文品與人格的理想名臣。南宋岳珂“以道相從，誼兼師友”的評價，更印證了蘇軾與張方平三十年交往中，對其文章背後人格力量的深刻體察，讓這份古今對照絕非空泛比附，而是源於知己間的深度共鳴。

      張方平的文章，從來都是其人格的直接投射。蘇軾明確指出，張方平“非蘄以文字名世”，其創作皆出於“不得已”。或為論政，或為抒懷，卻正因這份“不刻意”，成就了獨樹一幟的文風。從慶曆到元豐的四十餘年間，他呈給君主的章疏，無不“本於禮義，合於人情”，既經得起歷史考據，更能在後世驗證成敗；其餘詩文則“清遠雄麗”，讀者僅從文字間，便能想見其“以道事君”的磊落身姿。

      曾公亮追憶張方平“數言而決，粲然成文”的論事場景，更道破其文章的本質：不是辭藻的堆砌，而是經世致用的思想載體。這恰是對宋初浮艷文風的有力反撥，張方平早年受范仲淹影響，投身古文運動，與范仲淹、石延年等人共同滌蕩晚唐五代以來的綺靡餘風。時人評價其散文“豪爽暢達，洞如龜鑒”，與蘇軾筆下的“清雄”特質互為印證，完美詮釋了北宋古文“切於事實，不為空言”的核心追求。

      整篇序文最動人心弦之處，莫過於蘇軾對張方平知遇之恩的真摯回望。二十歲時，蘇軾還是一介諸生，在成都初見張方平，便獲“國士之禮”的厚待；此後三十餘年，張方平對他“開發成就之者至矣”，這份提攜與指引，早已成為蘇軾人生路上不可或缺的精神滋養。當張方平八十一歲“杜門卻掃”，靜坐待“與造物者游於無何有之鄉”時，蘇軾雖“終無所效尺寸於公”，卻以“手校文集、家藏之”並作序立論的方式，踐行著對師友的回饋。這份感恩絕非私人情誼的淺淡抒發，更蘊含著精神傳承的深意。張方平“不以言徇物，以色假人”的操守、“用之則行，舍之則藏”的氣節，早已融入蘇軾的骨血。即便晚年屢遭貶謫，蘇軾始終堅守本心，這份執著，正是對張方平精神遺產最生動的繼承。在“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”的時代背景下，這份跨越兩代士人的精神共鳴，更顯彌足珍貴。

      蘇軾為《樂全先生文集》作序，看似為友人文集立言，實則是在守護一份瀕臨斷層的士人精神傳統。張方平身處北宋新舊黨爭的漩渦，既不迎合王安石變法的激進，也不盲從司馬光守舊的立場，始終以獨立風骨立身，雖被推為“天下偉人”之首，卻因“上不求合於人主，下不求合於士大夫”，一生仕途多有坎坷。這份“器大者”的孤獨，讓蘇軾深刻洞悉了“堅守正道”的代價與價值。即便不被時人理解，仍要以“邁往之氣，行正大之言”。

      這份精神穿越千年，至今仍具啟示意義：文章的力量從不在文字表面，而在其背後支橕的人格與信念。蘇軾以序文為紐帶，將張方平的文與德傳遞給“後世之君子”，恰如眉山蘇氏“盡忠愛國”的家訓傳承，讓“以道事君、以文載道”的正大之氣，在不同時代始終能引發讀者的深度共鳴，成為跨越時空的精神坐標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 附原文《樂全先生文集敘》

      孔北海⑴志大而論高，功烈不見于世，然英偉豪傑之氣，自為一時所宗⑵。其《論盛孝章》、郗鴻豫書⑶，慨然有烈丈夫之風。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，而開物成務之姿，綜練名實⑷之意，自見於言語。至《出師表》簡而盡，直而不肆，大哉言乎！與《伊訓》、《說命》⑸相表裏，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為悅者⑹所能至也。常恨二人之文，不見其全，今吾樂全先生張公安道，其庶幾乎⑺！

      嗚呼，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。言語非不工也，政事文學非不敏且博也。然至於臨大事，鮮不忘其故失其守者，其器小也。公為布衣，則頎然已有公輔⑻之望。自少出仕，至老而歸，未嘗以言徇物，以色假人。雖對人主，必同而後言。毀譽不動，得喪若一，真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⑼。世遠道散，雖志士仁人，或少貶以求用，公獨以邁往⑽之氣，行正大之言，曰：“用之則行，舍之則藏。”上不求合於人主，故雖貴而不用，用而不盡。下不求合於士大夫，故悅公者寡，不悅者衆。然至言天下偉人，則必以公為首。

      公盡性知命，體乎自然，而行乎不得已，非蘄⑾以文字名世者也。然自慶曆以來，訖元豐四十餘年，所與人主論天下事，見於章疏者多矣，或用或不用，而皆本於禮義，合於人情，是非有考於前，而成敗有驗於後。及其他詩文，皆清遠雄麗，讀者可以想見其為人。信乎其有似於孔北海、諸葛孔明也。

      軾年二十，以諸生見公成都，公一見，待以國士⑿。今三十餘年，所以開發成就之者至矣，而軾終無所效尺寸於公者，獨求其文集，手校而家藏之，且論其大略，以待後世之君子。昔曾魯公嘗為軾言⒀，公在人主前論大事，他人終日反覆不能盡者，公必數言而決，粲然⒁成文，皆可書而誦也。言雖不盡用，然慶曆以來，名臣為人主所敬莫如公者。

      公今年八十一，杜門卻掃，終日危坐，將與造物者游於無何有之鄉⒂，言且不可得聞，而況其文乎。凡為文若干卷，若干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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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 ⑴孔北海：孔融（153年～208年），字文舉。魯國（今山東曲阜）人。東漢末年官員、名士、文學家，為孔子的二十世孫。孔融少有異才，勤奮好學，與平原人陶丘洪、陳留人邊讓齊名。漢獻帝時期，他歷任北軍中侯、虎賁中郎將、北海國相等職，時稱孔北海。孔融在北海六年，修城邑，立學校，舉賢才，表儒術，頗有治績。後兼領青州刺史。建安元年（196年），袁譚攻北海，孔融與其激戰數月，最終敗逃山東。不久，被朝廷征為將作大匠，遷少府，又任太中大夫。他生性喜結賓客，抨議時政，言辭激烈，終在建安十三年（208年）因觸怒丞相曹操而被殺。

       ⑵宗：尊奉，宗仰。

       ⑶《論盛孝章》：即《論盛孝章書》是東漢末文學家孔融寫給曹操的一封信。在信中，孔融敘述了好友士盛孝章的危因處境，呼吁曹操對他加以救助。信中引經據典，講說道理，舉了燕昭王招賢納士的例子。把救助朋友與招攬賢才自然巧妙地結合起來。全文感情真摯，語言懇切，詞意委婉動人，十分感人。《郗鴻豫書》：指與郗慮往來的文書，目前無文獻保存。郗鴻豫：三國時期魏國大臣郗慮。《後漢書·孔融傳》：“曹操旣積嫌忌，而郗慮復搆成其罪，遂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枉狀奏融曰：'少府孔融昔在北海，見王室不静，而招合徒衆，欲規不軌……’”又《孔北海集·附錄·漢紀別傳》云：“太祖外雖寛容而内不能平，御史大夫郗慮知旨，以法免融官。”

       ⑷開物成務：語出自《周易·繫辭上》，意為通曉萬物之理從而妥善處理事務。綜練名實：意為“猶綜核名實”，指綜合核驗名稱與實際內容是否相符。

       ⑸《伊訓》：由商代重臣伊尹於太甲元年（約前16世紀）撰寫，收錄於《尚書·商書》第四篇，屬訓誡類文獻，旨在教導新繼位的商王太甲治國之道。《說命》：是《古文尚書》中的篇目，分上、中、下三篇，《禮記》引作《兌命》。該篇記載商王武丁任用賢相傅說的史事，包含君臣對話與治國論述，今傳《古文尚書》文本系後人偽托，清華簡本證實先秦原篇名為《傅說之命》。

       ⑹事君為悅者：猶樂於輔助君王者。

       ⑺張安道：張方平（1007年～1091年），字安道，號樂全居士，謚“文定”，北宋大臣，應天府南京（今河南商丘）人。景祐元年（1034年），中茂才異等科，任昆山縣（今屬江蘇）知縣。又中賢良方正科，遷睦州（今浙江建德東）通判。歷任知諫院、知製誥、知開封府、翰林學士、御史中丞，滁州（今屬安徽）、江寧府（今江蘇南京）、杭州（今屬浙江）、益州（今四川成都）等地長官。神宗朝，官拜參知政事（副宰相），反對任用王安石，反對王安石新法。哲宗元祐六年（1091年）卒，蘇軾哀痛不已。贈司空，謚文定。庶幾：差不多，近乎。

       ⑻頎然：風姿挺秀貌。公輔：古代三公、四輔，均為天子之佐，借指宰相一類的大臣。

       ⑼大臣以道事君者：語見《論語·先進》，“所謂大臣者：以道事君，不可則止。”

       ⑽邁往：超脫凡俗。

       ⑾蘄：同祈，祈求。

       ⑿宋仁宗至和二年（1055年），蘇軾游成都，謁張方平，張待之以國士之禮。

       ⒀曾魯公即曾公亮（999年～1078年），字明仲，號樂正。泉州晉江縣（今福建省泉州市）人。北宋政治家、文學家，刑部郎中曾會次子，累封魯國公。曾公亮曾與丁度承旨編譔《武經總要》，為中國古代第一部官方編纂的軍事科學百科全書。

       ⒁粲然：形容清楚明白。

       ⒂杜門卻掃：指關閉大門、不再清掃道路迎客，形容閉門謝客、不與外界往來的狀態，語出《北史·李謐傳》。造物者：特指創造萬物的神性存在，該詞最早見於《莊子·大宗師》，後經《列子·周穆王》、蘇軾《赤壁賦》等經典文本強化其宗教哲學內涵，一般指代創造萬物的神。無何有之鄉：指代空無所有之地或虛幻境界。該詞語最早可追溯至《莊子·逍遙遊》“樹之於無何有之鄉”的哲學表述，現代文學作品中常借其描述超脫現實的精神狀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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